2 继位
亚利守在灵床边一夜未眠。
按照亚历山大二世的遗嘱，他的治丧委员会由康斯坦丁大公负责；所有的皇帝财产由新皇支配，除了亚利需要支付一百七十万卢布给亚历山大第二任妻子尤莉列夫斯卡娅郡主，并承诺看管他和郡主的孩子到成年。
亚利一点也不想这么做，不过皇帝的遗愿必须得到执行；他于是告知了尤立列夫斯卡娅郡主，最后一次地来观瞻皇帝的仪容。
这位可怜的郡主和她的女仆在皇帝遇刺被移至冬宫的时候开始，就被软禁在了自己的套间内；如果有什么需要，达格玛的丹麦女仆就会安排人手去做，而不允许这位郡主其他的消息渠道。
在为皇帝遗容整理完毕之后，整个在圣彼得堡的帝俄皇室成员都出现在了灵床之前，为故去的皇帝祈祷，祝福他升入天堂。
在皇室成员之后，亚利还需要陪伴那位可怜的郡主5分钟——可怜的女人一直在灵床前哭泣，时间已经超过了5分钟，亚利召唤守在门外的哥萨克把尤莉列夫斯卡娅带走。
随后，灵柩被装进了楠木制作的棺材中，按照亚利的指示，里面除了一套白丝绸的内衬之外，在已故皇帝的身上覆盖着黑金白三色的帝俄国旗，然后抬到冬宫内廷，以便其他官员的观瞻。
亚利和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还有塞尔吉三位帝俄大公扶着亚历山大二世的棺木进入了内廷，已经在这里闻讯多时的内廷大臣们立即停止交谈。
“陛下！”他们整齐划一地喊道。
亚利没反应过来，还保持着皇储的意识，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大臣们是在跟皇帝做最后的道别，直到他发现所有人都看向他而没有进一步行动时，他明白他已经即位为帝俄的皇帝了。
亚利立即向他们点了点头以示还礼，找了一个地方，坐在一旁，跟他的叔叔康斯坦丁大公【注1】商议起具体的葬礼流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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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利是皇储，首相和名义上的禁卫军总督，但除了首相之外，并未被委任任何跟人事有关系的职位：禁卫军由禁卫军上校团执掌，第三部由警察局长掌握，政府机构他也只认识跟他熟悉的各部大臣，剩下他熟悉的人中，也只有他的阿尼奇科孚宫的总管，很多时候他连自己的外仆都认不全。
亚利倒是对帝俄的十几个亲王家庭和新近崛起的工业家门的印象更多一些——仅仅因为亚利的农业银行在再担保的资金供应上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作为债权人，他需要认清楚每一个债务人，熟悉他们每一笔投资流向——他需要在新的位置上逐渐熟悉帝俄的人事构成。
亚利敢担保说，帝俄的官僚们并不喜欢取消了他们品级制度的皇储成为皇帝；新加入的法学院毕业生们也对老官员的种种恶行进行了不太成熟的抵制，抵制只能说产生了“部分”效果；在亚利继位之后，新职业官僚占据官僚阶层主导已成定局；这些市民和中产出身的官员们会成为亚利统治的中坚力量——至少他们的学习对亚利强制设立的官员之间的以及监察两种并行的监督体系不反感，这就让亚利对官僚产生最直接的控制——即选换官员的限制。亚利并不指望能提高官僚的效率，他只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相对诚实，有知识有能力的官僚制度。
因而，他除了在丧期准备葬礼之外，还需要学习掌握所有的帝俄朝廷的人事人员的档案等诸多细节，现阶段除了亚利的两位秘书——阿瑟－卡西尼和罗曼－罗森，他在很多情况下都去自己完成，而不像他原来在第三部任职期间，有20个精干的警事辅助参考。
还有一个问题亚利在继位之初还要考虑，那就是他的住所问题，冬宫是帝俄的官方住所——他对自己的安全形势有非常精确的估计，他的阿尼奇科夫宫比冬宫更加安全，而且每当看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书房总让他想起曾经的亚历山大二世死亡时候的各种惨状——他于是没搬家，安心地居住在了阿尼奇科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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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3月24日，亚历山大二世的葬礼在圣彼得保罗要塞的圣彼得保罗大教堂内举行，欧洲主要国家的君主和政府首脑都云集在这个被称为“帝俄巴士底狱”的小岛上观礼并祈愿这位皇帝能够安息。
除了仪式化的语句之外，他们更需要仔细考虑和帝俄新皇帝的外交政策，亚利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西方派，即使在担任皇储期间他对帝俄的泛斯拉夫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抑制——在不列颠和德意志看来，亚利与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以及德意志皇储腓特烈的良好亲戚关系能够让不列颠和德意志与帝俄保持良好关系，但不知道所谓的良好关系能到什么程度。
帝俄已经与不列颠在保加利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亚利的连襟恩内斯特－奥古斯特由于维多利亚女王和首相格拉德斯通强烈反对而宣布退位，亚利于是提名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爱丁堡公爵阿尔佛雷德即位为保加利亚国王。爱丁堡公爵的妻子，是亚利的妹妹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帝俄会保证支持这样一个政权，作为某种对不列颠的“再保险”。
而德意志，亚利并不担心俾斯麦能冒着被法兰西打断脊梁的威胁冒险在东欧与帝俄开战，帝俄暂时在欧洲是安全的；亚利并不知道这样的安全会维持多久——欧洲还会相继发生巴尔干问题，尤其是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些小国之间的摩擦迟早会导致危机，而危机之中非常容易擦枪走火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一点上，亚利跟俾斯麦相同——无论是帝俄还是德意志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实现和平崛起——崛起之中的挑战谁能知道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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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中，康斯坦丁与亚历山大三世关系不睦，因为亚历山大三世担任大公（17岁）期间，被波兰总督康斯坦丁亲王称为“来自圣彼得堡的猪”，基于这样的原因和两人的观点差异，康斯坦丁大公很快就从行政首脑的身份被亚历山大三世强制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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