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1

　　LasVegas，我们念：“拉斯维加斯”。四个阴平一个阳平，一共五个音节，每个音节等于你的嘴唇、牙齿都是个重新的启动，而你的舌头，每回都重新弹跳一次，你看：“拉——斯——维——加——斯”。我们住在这儿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听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赌城名字是什么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词意也无妨于我们记下这串颇复杂的音节，也无妨于我们去诠释它活泼的唇齿运动所形成的谜语。我们是一个喜欢谜语的民族。我们在意的是拉斯维加斯这五个音节所隐藏的谜底。

　　我接待的每个赴美考察（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在讲到拉斯维加斯时唇齿极其到位。或许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个中国人第一次学说它时就那样到位。“拉斯维加斯”，他们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会意了这套唇舌动作的真正词意，他们回望一眼远近的沙漠，那温暖的千古荒凉，决定扎下帐篷。“拉斯维加斯”，他们念着，微笑了，然后点上一支黄蜡烛，像是本性中的一个潜伏被突然照亮，他们认定自己与这五个音节间的缘分。然后他们支起小板桌，摆开赌具。

　　从此，叫做拉斯维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现了第一个赌场。

　　在“发财团”的大轿车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这些面孔都是朝圣者的。六十五岁的薛天奉（以下称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那时他对我来说只是考察团的一个普通成员，一个神态、动作都过分认真的老书生。他跟我话讲得很少，一开口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已在他肚里给涂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丝绸夹克（大多数团员都有这种夹克），拉链特地没拉到领口，露出白衬衣衣领和黄蓝斜条子领带。老薛身材不高大，是个很有节制地吃喝、天天睡个小午觉、坚持晨跑的人。他连老都老得很有节制：一边一只薄薄的眼袋，腹部一丘轻微突起，基本没有深刻的皱纹。没人会脱口而出地叫他“老头儿”。他问我：“安小姐，拉斯维加斯是什么意思？”

　　我领过无数个代表团，好像老薛是惟一一个拒绝稀里糊涂接受这词的人。

　　“是赌城啊！”我脑筋一动不动地说。在我和临时建交的人谈话时，我很会省脑筋。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化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跟我之间会有延长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来陪同他们游览的，无历史无未来的三天雇佣期确定了我明朗单纯，少心无肺的外在风貌。

　　“不过，这‘拉斯维加斯’总是个意思吧？”

　　“哎呀，”我欢快地抱歉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他忙说：“谢谢谢谢！”好像我真会为他去打听似的。

　　几年后我一听“拉斯维加斯”就想吐，就会汗毛里飕飕飕过冷风地反感，那时我才突然想起我许诺过老薛。我这才去帮他打听“拉斯维加斯”究竟什么意思。词意太简单，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时老薛已在它那五个音节的迷津里摸索好几年了。

　　我记得那个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机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赌一元钱的筹码。后来换成两角五的角子，他两个纤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进投币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识到了失误，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虑。角子坠落的声响之后，又一个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纵柄。在所有信号飞转起来，颜色和形状混沌流过而形成一个刹那的谜团时，他嘴唇微嚅，默读着那无数萌生和混灭的可能性。然后他定睛向现实的谜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无论得失，这谜底都被他无条件地接受。他所有动作都属于一个极有节制的人。三天赌下来，他是惟一一个没有输掉钱的人。然而所有输了钱的人都远比他尽兴，远比他满足，张张面孔都奔放了许多，笑声也豪迈了许多。

　　回程时间将至，人也输痛快了，都松弛着肢体，相互大声打探着输赢往赌场门口走。车在十分钟之内要出发，却只有老薛一人还坐在原地。

　　我去找他。他回头一见我便笑笑说：“开始赢了。”

　　我说车还有七分钟要开啦，我的意思是，一车人输完了，您在这儿慢慢赢。

　　他没听见我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脸一动不动，朝着噼噼啪啪往下砸硬币的机器，等机器一静，他又那样蔫蔫地却举足轻重地捺进三颗角子，新的一个轮回往复又开始。我说这会无论如何得走了，他再听不见我的话也听得懂我语气的不好听了。他又对我笑笑，决定忍受我而决不屈服于我。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7’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我们可没法管理哟（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脖颈略向前，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然后回过头，眼里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已下了大半桶，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艺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肯定出三个‘7’！”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嗬，老薛头好手气来了！妈的，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t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手臂抱在胸前，准备好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7”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7”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来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7”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走到车最后一排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这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呆一阵，呆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决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个屋跑到另一个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了。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暇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的人（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啰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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